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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国家出版基金”未必能打造出合格产品

来源:www.weidenews.com  作者:伟德国际  2017-04-24 01:31:13 
谢其章︱“国家出版基金”未必能打造出合格产品 鲁迅先生说过:“本来,有关本业的东西,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,试看绿林强盗,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,就可知道。”(1936年7月7日致赵家璧)对古旧期刊爱好者的我来说,“有关本业的东西”最要紧的莫过于期刊目录之类的工具书。尽管我已购存十余部期刊工具书,可以说得上非常齐备了,但是听说了刘增人教授主编的《1872-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》出版的好消息后,虽然价格昂贵,犹豫再三,我还是遵照鲁迅先生的话去做了。

《1872-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》

我的犹豫,不单单是“节衣缩食”的问题,说实话,我怀疑《总汇》是否再次令人失望。

十一年前我写了《望穿秋水——仍不见“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”》,其中说过一段话:“当我读了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》(1915-1949)这部大书时(十六开大本,670多页),我的失望也是大的。这本外观豪大貌似史著的书,仍然不属于一部学术意义上的‘文学期刊史’,我所遗憾的是,集合了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’‘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‘十五’规划项目’等五项基金资助这么大的力量,还搞不出来,以后的希望更小了。”

我自忖这段话没啥问题,没有想到《史论》的主编刘增人教授却较上了真。刘教授于《1872-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》中说道:“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》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之一出版后,引来许许多多专家的好评,得到过山东省和教育部的奖项,当然,也受到著名藏书家颇为严苛的批评。”

并非想冒领“藏书家”头衔,可事实上刘教授指的就是我。我也没料到当年的几句话后果如此严重,刘教授接着上面的话说:“事后,对照各种表扬和批评的意见,我静夜长思,确信我的确还并不具备撰写文学期刊史的实力和条件:连究竟出版过多少文学期刊都说不清道不明,就来动手写史,岂非缘木求鱼,自寻烦恼?而坊间又确实没有提供过比较翔实比较完备的文学期刊叙录,以供参酌,以供查询,于是我就只好自己来下这‘摸清家底’的笨功夫了。这就是我从试图撰写‘文学期刊史论’到试图编撰‘文学期刊叙论’以至今天的‘文学期刊信息总汇’的演化过程与内在原因。”

刘增人教授从学术著作(文学期刊史)的著述,演变为编撰(文学期刊)工具书,难道“摸清家底”之后,仍旧是为了文学期刊史的著述?这样的乾坤大挪移有什么意义呢。也许,将《史论》《叙录》《总汇》三者合而观之,便可视之为“中国文学期刊史”了。

现在把学术性的“文学期刊史”搁置不论,先来谈谈作为期刊工具书的《总汇》的瑕疵。所谓瑕疵,仅仅是我个人的偏见,或者是由于个人偏爱引起的偏见,毕竟我对古旧期刊的痴爱不逊于刘增人教授。刘教授的这段话,深深感动了我:“五十余年,我陪文学期刊走过,一路风雨,一路坎坷,一路求索,但也一路期冀。一路感恩,一路收获!”

《总汇》收录1872-1949年的文学期刊约一万零一百余种。由于要照顾一千五百余幅彩色书影图片的质量,所以全书(四册)三千八百余页全部使用克度很高的纸,而不是通常工具书所用的轻薄纸。我称了一下全书的重量,竟达十二公斤,每册均三公斤,这样的重量,对翻检查索来说是个力气活儿。工具书忌分册,如要查《总汇》的一条信息,必须将四个庞然大物全搁在手边,来回倒腾,因为你不确定信息在哪一册里。拿《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》与《总汇》作个比较,便可以看出,作为工具书,《总目》比《总汇》各个细节都规范多了。《总目》收录1868-1949年间中文期刊一万八千四百八十五种,全一册一千六百三十一页,重量仅一点六公斤,使用起来十分快捷趁手。

《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》

是什么使得《总汇》如此臃肿笨拙呢,纸张重量是一个原因,页数太多也是一个原因。比较一下,《总目》平均一页可容纳十一种期刊的简介,而《总汇》的一页只容纳二点六种期刊,两者相差四倍之多。

未拿到书之前,我是很赞同刘增人教授的这个观点的:“本《信息总汇》在收罗、叙述文学期刊时,一向认同‘宁滥勿缺’的主张,即使只知一个刊名附带其笼统的创刊年代者,也不轻易放弃。”我所失望的是,“宁滥勿缺”主张在具体执行中的偏差,倒不如“宁缺勿滥”了。

比较显明的“宁滥勿缺”之“滥”有几种形式。

其一:《总汇》最前面的“说明”,我从未见过一部工具书是这样开头的,刘增人教授将《总汇》所参考和利用的所有工具书及所有个人著述,全部有名有姓地“感谢”了一番,我记得规范的做法是搁在书后的“参考书目”。

感谢完“参考书目”之后,“说明”又感谢了一批“公立图书馆”,好像欠了公立图书馆的情似的,公立图书馆本来就是为研究者服务的嘛。

感谢完“公立图书馆”之后,“说明”又感谢了一批“图像提供者”,提供者有私人(私藏)也有图书馆(有的提供者本身就是图书馆的员工,有的好像是与图书馆有“关系”的个人)。谢谢人家的帮忙,既是人之常情,也是中国之国情,但是感谢之外,将一千四百五十一个刊物的名称、时间、地点全部一五一十地列出,有这个必要么?难道不能用“等等”来代替么?

“说明”是十九页,一千四百五十一个个刊物的名字占了十七页。我的情绪,已经不单单是失望了。下面还有更令人绝望的事情。

其二:第一册已经有个按年代和地区划分的“刊名索引”,占了两百七十八页,第四册还有个“笔划索引”,又占去两百七十八页,五百五十多页的索引是不是创了纪录?这种叠床架屋的安排,证明我前面说的“力气活儿”并非信口开河。

刘增人教授原本的设想是“1912至1949”的文学期刊信息,我觉得这是量力而行的明智之举。可是刘增人教授偏偏听信某权威的建议,将上限自1912年提升到1872年,其理由是:“1872年即公认的中国文学期刊之开篇之作(《瀛寰琐记》)。”我觉得《总汇》连近代带现代一锅烩,是好大喜功的表现,老老实实将现代文学期刊这一块弄明白了,才是务实的态度。

其三:《总汇》对“文学期刊”的界定非常宽泛,说重了是非常不严谨不严肃,不能沾上一点儿文化的边就往“文学”的篮子里放吧。如果持“宁缺勿滥”的态度,《总汇》的一万多种所谓文学期刊,至少要砍掉一半。请问,下面这些杂志能说是文学期刊么:《中国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月刊》《家庭·家庭杂志》《童子世界》《万国商业月报》《实业丛报》《监狱杂志》《歌场新月》《华侨杂志》《国货杂志》《广东长老自理总会月报》《劳动杂志》《新城端风团年刊·端风》《俭德储蓄会月刊》《松属旅苏学界同乡会半月刊》《启明女学校校友会杂志》《浙江商品陈列馆季刊》《饶平旅汕学会月刊》《厦门泰山拒赌会年刊》……但愿我不是望文生义。

其四:《总汇》最大而无当的浪费,是每种刊物项下的“主要撰稿人”名单,假如某种刊物有五十个作者,《总汇》便全部列上;假如有一百、两百个,甚至更多,《总汇》也会一个不落地列上。现代刊物作者的名字张三王五,列上读者尚能明白,早期刊物上面那些是人名吗(倒很像今天的网名),全部列上有必要吗,猜谜呢?只举一例,《瀛寰琐记》五百余主要撰稿人的名单:蟊勺居士、苕溪包叔子、小吉罗庵主、径山樵子、咏雪主人、半痴道人、西酬桑者、吴与妙妙子、钵池山农、当涂黄富民,鹅湖逸士、瑶卿边琬、笙月词人、浮眉阁……

《瀛寰琐记》五百余主要撰稿人的名单

我计算了一下,一万余种期刊,以每种四十位“主要撰稿人”约计,光人名就是四十万个,以每个人名三个字计,《总汇》单是人名一项就用去一百多万字,却没有一条期刊细目的信息提供给读者。我真是无语了。

以上文字作结发给编辑后,意犹未尽,还有些小的意见想说,如《总汇》中居然有黑白复印件掺杂在漂亮的彩色书影里,真的是“有碍观瞻”。

编辑收到拙文后称需要配几幅《总汇》的书影,于是连夜拍照。在拍内页时,怪事发生了,好像刚刚拍过《论语》杂志呀,怎么在这又拍到一模一样的《论语》?以为是眼花了,赶紧核对页数。第一册第605、606、607、608、609页是《论语》的介绍及超长的“主要撰稿人”名册(这里有没有吃空饷的,暂且不论),而第四册的2935、2936、2937、2938、2939页也是一字不少的《论语》介绍及花名册,所少的仅是《论语》书影。

606页《论语》的介绍及“主要撰稿人”名册与2936页完全相同

真是太巧了,如果我随手拍的时候往前翻一页或往后翻一页,就不会发现这只“大老虎”(当夜与编辑的玩笑话)。其实,我刚拿到到《总汇》时,已经发现《大众》画报(梁得所,1933年)被重复著录,并没大在意,以为是“个别现象”呢。

《论语》是个别现象吗?索性不睡了,彻查到底。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战——我前面说过翻阅《总汇》是个力气活,真相大白,“宁滥勿缺”之最骇人听闻之滥,原来是它!

《总汇》“说明”中有这段话“本《信息总汇》分为时间序列与空间序列两部分······目的在于方便读者检索。”“时间序列”好理解,“空间序列”是个什么玩艺儿呢?拆穿了,原来就是按省、市、区的字母顺序,再来个刊名索引,领头的是“安徽”(A)、澳门(A),接下来是北京(B)等等,依次排下去。

不管你使用这两种方法的哪一种,同一种期刊只能著录一次吧,这么简单的学术常识,《总汇》居然勇于违反,楞是将所有一万余种期刊著录了两遍,换言之,第三,四册几乎就是第一,二册的复制!我不单是无语,甚至无奈,以至于愤愤然了。

看起来我的“望穿秋水”再次有幸言中。“国家出版基金”未必能打造出合格产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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